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（以下简称《政和仪》）是北宋徽宗时期编成的国家礼典。原书共二百二十卷，又《卷首》一卷，《目録》六卷，今本阙二十卷，卷七五、九一、九二亦阙部份文字，存二百零一卷，六十余万字。
徽宗朝改制，先乐后礼。崇宁二年（）至大观初主要以讲议司为主，由蔡京主导改革雅乐，创设新乐“大晟乐”，并设立雅乐官署“大晟府”专董其事。大观元年（）开始着手礼制改革，专设“议礼局”负责，从各部抽调人员充任修撰礼书的详议、检讨等官。由于此时蔡京已因政治原因暂时下野，实际总领其事的是外戚、知枢密院事郑居中。与此前礼制改革不同的是，本次改制大到礼制原则的制定、仪制定性问题，小至仪物规制等细节问题，徽宗都亲自予以指导，并以当时盛行的命令文书“御笔手诏”的形式对请示奏章进行批示，形成了位于《政和仪》卷首的《尚书省牒议礼局》《御笔手诏》等文字。由于《卷首》部份保留了修撰礼典时皇帝与议礼局官员来往讨论仪制条目的记録，使得此书存有礼典的文献价值同时，具有考订史实的史料价值，可稍补徽宗朝史料之阙。
在礼制改革之初，徽宗亲自着手撰写《御制冠礼》十卷，叙述汉魏以来的冠礼沿革，作为以后撰写各项仪礼的纲领文件。大观四年（），议礼局呈上阶段性成果《大观新编礼书》，包括《吉礼》以及《祭服制度》等内容。政和元年（）编成其余四礼共四百九十七卷。《大观新编礼书》成书，呈徽宗审定后，又经过议礼局多次的讨论。《大观新编礼书》主要仿照《御制冠礼》，梳理各礼的历代沿革，类似于作史料长编，在此基础上讨论，删并沿革文字，最后写定《五礼仪注》的标准文本。政和三年（）二月，郑居中奏请将其改名为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三月徽宗亲自作序，四月颁行（吴羽《〈政和五礼新仪〉编撰考论》，《学术月刊》年第6期）。
《政和仪》体现了中唐以来国家礼制系统的变革。玄宗朝颁行《大唐开元礼》以来，虽然五礼体系的大架构未有变动，但在其内部仪礼项目内容履有存废，亦有新礼产生。中晚唐《开元后礼》《礼阁新仪》《曲台礼》《续曲台礼》，以及北宋《太常因革礼》《礼阁新编》《太常新礼》等礼典的不断出现就是其间仪制变革的证明。
《政和仪》正是唐宋礼制变革过程中重要的节点，其中沉淀了此前诸多礼制变动的结果。例如神宗朝以来改此前的天地合祭为南北郊分祭，徽宗朝“绍述”熙丰制度，这一成果就体现在《政和仪·吉礼》部中（小岛毅《郊祀制度の变迁》，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辑，年12月）。又如《政和仪·吉礼》中所收九宫贵神、十神太一等祭祀为《大唐开元礼》以后，中唐五代以来基于谶纬思想所出现的祭祀，逐渐纳入国家典礼系统。祀感生帝、阳德观、大火等礼目为祈祀赵宋德运，主要基于五行之说。景灵宫则为具有道教祭祀背景的赵宋“原庙”祭祀。皆是传统儒教礼典之外的礼目。宋代以后，由于朱子礼学的勃兴，摒弃了此类带有道教、谶纬背景的祀仪，此类祀典遂不见于国家典礼系统，仅于《政和仪》与南宋《中兴礼书》有所留存（小岛毅《宋代の国家祭祀——〈政和五礼新仪〉の特征》，池田温編《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》，东方书店年）。
又如《宾礼》中外国来朝一类礼目中，按国别将辽、高丽、西夏等国分等列序，其中辽使朝参等仪格外隆重，体现了宋代一元化天下观念的松动以及对等的国际秩序的形成（朱溢《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——以礼仪制定原则的讨论为重点》，《学术月刊》年04期）。《宾礼》朝参一类中，按北宋六殿的不同政务处理职能分为大朝、朔视朝、望参、四参、日参、再坐、起居、批答等不同等级、类别的政治、政务处理程序，是北宋中期以来朝会制度变动调整的结果。与之相关的朝会、朝参班位的制定也是此前官制改革的成果之一，体现了新的官僚制度秩序与原则。
在继承中唐以来仪礼变化成果的同时，《政和仪》又体现了徽宗朝制礼作乐的时代特征。例如，将群臣朝会仪制从此前的嘉礼类归入宾礼类，以标示君臣朝会有如古诸侯朝觐，赋予所谓“不纯臣之意”，体现复古倾向（朱溢《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——从政和五礼新仪的宾礼制定谈起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2期）。又如，祀九鼎仪为此前雅乐改革铸造九鼎的遗产，其诞生背景具有纬书的特色，实为祈祀皇帝本命的仪典。再如，辟廱释菜为改革官学制度后的产物。此外，又列庶人昏、冠、丧礼，首开“礼下庶人”之例，体现了徽宗制定“一代之典”，贯通士庶，构建各有等差的完整礼制序列的意图（张文昌《制礼以教天下——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》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年）。
为配合将此前仅作为礼官参考、藏于内府的国家礼典颁行天下，成为天下之法，徽宗大力推行礼典的落实工作。除了在京师太学等机构推行外，又设置礼直官、礼生，就《政和仪》咨询答疑，并令各路监司任督导之责，负责在地方民间推行礼制。国家中央典礼系统改制较为顺利，而将新礼推行至下层民间则较为困难。宋代民间自有成熟的礼俗，惯于行用，新礼推行效果十分不理想。当时的诏令、上奏的文献以及两宋间笔记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述，所谓“立礼欲以齐民，今为害民之本”。鉴于现实，宣和元年（）以来民间的推行工作逐渐停止。尽管如此，在中央朝廷礼制系统层面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施行。
就五礼架构而言，《政和仪》是现存宋代国家礼典中各项条目较为完整的著作。《政和仪》成书后的宣和时期又有创设明堂制度，设立“礼制局”对仪物等重新制定等举措，但并未超出《政和仪》的基本框架。
《政和仪》诞生以来，行用时间仅十年左右，许多仪典自编成后便未曾举行，空有条目，如祀高禖；或仅施行一两次，如亲蚕仪等。至宣和末期由于战局等原因，基本礼制运行基本停废。南宋以降，由于时局朝廷未暇对大规模全面整备礼制，仍采用北宋旧制，将《政和仪》作为太常寺等典礼机构制定具体仪典时的参考文件之一，并非作为一代不易之典严格尊法。朝廷制礼、行礼的原则趋于务实，多随事讨论，参酌前典而制定。南宋中期出现的《中兴礼书》以及《续编》就是带有北宋时期仪制长编性质，专供太常寺礼官参考的礼典沿革汇编。《政和仪》不叙因革，仅列仪注，意图定于一尊，在宋代礼典体例发展的主流脉络上的特殊例子。
尽管《政和仪》在成书后曾经“镂版颁降”，由于其后推行的停滞以及靖康战乱，保存有限。南宋以来《政和仪》等礼书仅在朝廷礼制官署内保存，以致收藏流传行用范围狭窄。特别是新仪典汇编《中兴礼书》等出现后，仅作为资掌故参考，以致“遂格不行”。
明清以来《政和仪》已经仅见于内府藏书目録。清代以来，流传更为稀少，基本以钞本形式在秀水朱彝尊、虞山钱氏、两淮马裕、虞山张金吾、吴兴陆心源、钱塘丁氏等东南少数藏书家圈内流转。
考虑到文本的完整性等原因，本次整理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底本，以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为通校本，以日本静嘉堂文库现藏三个钞本，即原陆心源十万卷楼藏本、原杨守敬藏本、原缪荃孙藏本为参校本，并参考《宋会要辑稿》《文献通考》《宋史》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《宋大诏令集》《中兴礼书》《中兴礼书续编》《庆元条法事类》《宋史全文》为主的史籍，对《政和仪》进行整理、标点、校刊，以飨学界。
本次整理，汪潇晨负责《卷首》《序例》《吉礼》部份，周佳负责《宾礼》《军礼》《嘉礼》《凶礼》部份，最后由汪潇晨负责统稿。
汪潇晨
年3月
本书收录于《中华礼藏·礼制卷·总制之属》第三册、第四册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鲁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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